當AI生成的惡搞圖片成為法庭證據，當“AI換臉”被用于詐騙，當算法推薦左右信息視野，我們不得不直面人工智能帶來的新型法治挑戰。作為社會秩序的基石，法治必須兼顧創新激勵與風險防控，在發展中尋求安全與進步的平衡。

首先，我們必須正視人工智能技術對現有法律體系帶來的沖擊與挑戰。在人格權領域，深度偽造、AI誹謗、惡意P圖等技術的出現，使得對肖像權、名譽權及人格尊嚴的侵害更容易實現且傷害更深，其傳播速度和修復難度也遠超傳統侵權模式。生成式人工智能正顛覆知識產權的基本規則，訓練數據時對海量作品未經授權的使用，以及生成內容著作權的歸屬模糊，都在動搖“創作”與“作者”的傳統界定。此外，數據安全與個人隱私也面臨潛在威脅，AI的運行依賴大規模數據，導致個人信息在不知情下被采集、分析和利用的風險顯著加劇，現有法律防線正承受前所未有的壓力。

面對人工智能帶來的新型挑戰，法治的回應不應固守禁止思維，而應致力于構建敏捷而前瞻的規則體系。法律并非技術的對立面，而是為其有序發展鋪設制度軌道。在立法層面，可采取“多層次、小切口”的響應策略，既以《網絡安全法》等基礎法律確立原則框架，也通過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對數據訓練、算法透明與應用場景予以精準規范，為技術迭代預留彈性空間。在司法層面，法院通過審理典型首例案件，如北京互聯網法院對AI惡搞圖片案的判決，逐步為類案提供裁判指引，以個案推動法律邊界的明晰。

更為關鍵的是，構建人工智能與法治的良性互動關系，需要邁向“協同治理”的新范式。這意味著不應僅依賴政府的單向監管，而需建立起涵蓋政府、企業、行業組織、用戶乃至國際社會的多元共治體系。企業應當踐行“科技向善”的倫理責任，將法律要求融入AI研發全流程，主動開展合規評估與風險披露；行業組織需要加快制定技術標準與自律公約，形成有效的行業內部約束機制；社會公眾也應提升數字素養與權利意識，積極參與對技術應用的監督。這種共建、共治、共享的治理格局，正是實現人工智能治理現代化的必由之路。

人工智能與法治并非零和博弈。我們應以法治為韁繩，引導技術向善，構建既能管控風險又能激發創新的治理環境，確保AI朝著造福人類的方向發展。

一審：孫紅春

二審：范哲宣

三審：楊建波